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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得失不由天----有感于张充仁艺术人生

作者：傅军

据说，在全世界法语国家中，从总统到百姓，从孩童到老人，都知道一个名叫张充仁的中国人。他在欧洲如此家喻户晓，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协助比利时挚友、世界著名的连环画家埃尔热完成的《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但张充仁真正赢得欧洲人尊敬的是他的雕塑：为法国国际连环画博物馆创作的《埃尔热》、为法国总统创作的《密特朗》、为巴黎圣日耳曼德彪西博物馆创作的《德彪西》。

张充仁是一位跨越两大洲，站立于中西文化边缘的全方位艺术家。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亲是木雕艺人，母亲是绣花女工，但这又是一个有着天主教信仰的家庭。因此，从他出生的那刻起，东西方两种文化基因就并存于他身上。

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上海徐家汇，正是那时期中国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和碰撞较早也较为激烈、频繁、深入的地方；而他的启蒙之地——土山湾印书馆，更是西式现代美术教育在东方的初始之地。正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最初经历，使他面对两种文化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既不盲目崇洋，也不一味保守，而能各取所长为我所用。

他以雕塑著称于世，亦擅长水彩和油画。他的水彩画，既保留西洋艺术构图严谨和色泽饱满的特性，又巧妙吸收了书法的清秀隽永和国画的圆润雅致，让人过目难忘，十分精彩。

四年的留学生涯，不仅为他今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更为他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当然，还有一份意外之喜，是他收获了与埃尔热长达半个多世纪影响他个人艺术走向的一份异常珍贵的友情。

他学成回国时，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马相伯老人的两度提携，让他很快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艺坛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而充仁画室的创建，使他的教学理念和艺术技艺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普及与传播，为现代美术，尤其是现代雕塑在中国的拓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发起的默社，是他倡导“沉着忍默，实际工作，不尚空谈”的一种艺术志向，也是他贯穿于一生的基本准则。

他为人低调，不喜交际，不善逢迎，唯有埋首苦干，沉思默想，执著于艺术之途。

他先后为马相伯、于右任、冯玉祥、齐白石等一批社会名流塑像。依据西方严谨的造型手法，他对人物的结构、轮廓、体量、质感等进行细致准确的把握和处理，同时注重抓住对象的精、气、神，注重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并依据形神兼备的审美原则，从而使肖像雕塑生动感人，富有神韵。当年白石老人一句“泥塑之神手也”，充分表达出一位艺坛前辈对他的肯定与赞许。

20世纪40年代，有感于时风萎靡，他愤然而作《恋爱与责任》，用委婉的方式劝导和提示年轻人，不忘“责任”二字。西式的雕塑技法与传统的审美情趣在这件作品中再次得到强化和确认，中西两种文化在他的手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不仅是张充仁的代表之作，也是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典范之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两次应征重大纪念雕塑的竞赛，两次均获首奖，但两次均未能最终实施，这一度成为他的心病。“文革”期间，塑什么不再仅仅是雕塑的题材问题．而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于他身心的冲击，我们在他1975年创作的《怜其少子》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的老人一脸凄苦，那紧锁的双眉，关切怜爱的眼神，恐惧痛苦的表情，让人动容，不忍细睹。其实，这刻画塑造的老人，不是别人，分明就是张充仁自己。这也是作品如此触目惊心、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理想遭受挫折，才能难以得到施展，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郁，越来越悲凉。20世纪80年代，尽管此时他年事已高，但对艺术的真诚与执著，让他依然义无反顾，远涉重洋，他要了却一份心愿，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埃尔热》、《密特朗》、《德彪西》……每一件都是传世之作，好评如潮，他在欧洲的声誉与日俱增。

故乡上海也在晚年给了他一次实现这种梦想的机会。1992年，由他为人民音乐家聂耳而创作的《起来》，矗立在淮海中路复兴西路口。然此时的他已垂垂老矣，以85岁高龄创作大型雕塑，对于整体的把握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件城市雕塑最终未能成为他晚年的精品力作，也是在情理之中。

回顾张充仁先生的百年艺术人生，我们发现，他曾不止一次遭遇尴尬境地：当他从欧洲学成回国时，中国现代雕塑才刚刚起步，现代雕塑的观念和形式趣味还不被大众所认识与接受；而当他在上海的艺术事业刚刚打开局面的时候，又遭遇到了意识形态观念的制约；晚年当各种机会都纷至沓来，然而他年事已高，尽管老当益壮，但毕竟是英雄暮年。

对张充仁艺术人生进行回顾与研究，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有着独特价值的个案。一方面，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启蒙；另一方面，他又不完全属于中国现代雕塑的主流。今天，中国当代雕塑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雕塑越来越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对张充仁的艺术创作进行个案式的研究就会彰显出特别的意义。

20世纪中国特殊的艺术史背景，使得这个时代的雕塑家往往以创作大型纪念性雕塑或城市雕塑被国人所知晓。但历史的进程没有给张充仁这样的机会。个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禀赋，以及特定历史背景下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使他与中国雕塑主流相对疏离。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雕塑，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掀起的如火如荼的城市雕塑浪潮中，都难觅其踪迹，也使他不自觉地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上个世纪曲折的艺术发展进程．让张充仁走过了一条相对艰难坎坷的人生历程。梳理这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与张充仁有着相似人生遭际的优秀艺术家，他们在贫病中在寂寞中，执著于自己的艺术理想，不轻易向命运低头，自强、自信、自立。如此强劲的精神动力，是他们馈赠我们的丰厚礼物。今天，当他们陆续离开我们的时候，从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中，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关于对历史不公的遗憾和对蹉跎岁月的感叹，而且更多的是对生命力量的尊敬，对精神品格的感动。

当张充仁在欧洲声誉日隆时，在国内他还鲜为人知。这样的落差曾经存在，是否还要依然存在下去呢？这位优秀的艺术家已经长眠于巴黎诺象公墓，但对他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尽快从感性式的抒怀向历史性的反思转换。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应该用心去挖掘那些被历史的尘埃一时遮盖的、被遗忘的艺术之星。对于艺术史而言，这样的工作意义深远。

（作者系上海油画雕塑院理论研究所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