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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5至2005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社图书平均引进与输出比约为10：1。2006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10950种，输出版权2050种。引进与输出比约为5：1。

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加大版权输出力度，让更多国家的人民阅读中国书、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北京图书博览会中，版权输出成为一大亮点。
图博会上演“中国热”

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处副处长鲁刚告诉记者，在本届博览会上，人教社有共计57个版权单项输出海外，其出版的《汉语2008》丛书、《跟我学汉语》、《中日交流标准中国语》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与社会》，分别与印度出版机构签署版权输出协议，与英国、美国、韩国、日本出版机构达成意向并将签署版权输出协议。另有《中国文化读本》、《跟我学汉语》、《标准中文》、《奥运知识小词典》、《现代汉语词语小词典》等与加拿大、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地区出版机构达成版权输出意向。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从总体来说，我国版权输出能力还相当弱。2003至2005年3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社图书版权输出年均只有1186种，还不及发达国家一些大型出版集团年均输出种数。美、英、法、德、日等少数国家，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0％，但在全球图书市场中，其图书销售额和版权贸易量却占到了50％以上，其中美国为22％，法国为14.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仅占市场份额的0.2％至0.3％。

版权输出仍存制约因素

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我国版权输出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首先，版权代理发展滞后

从全球范围来看，英、美、法、德、日、俄等版权贸易非常活跃的国家，其版权贸易多是通过版权代理公司来进行的。除了一些规模巨大的出版社如培生集团、贝塔斯曼、汤姆森等设有专门的版权贸易部之外，国外多数的中小型出版社的版权贸易都是通过专业的版权代理公司实现的。我国版权代理发展较晚。1988年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是以民间名义开展版权代理活动的机构。随着1991年我国著作权法的实施，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调整。1993年后，地方版权代理机构相继成立。截至2002年末，全国共有28家版权代理机构，相对于全国5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9000多家杂志社、2000多家报社而言，目前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的规模还远远不够。

版权贸易市场的繁荣，需要版权代理商的支撑，但目前我国版权代理行业的状况并不乐观。

在中国，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28家版权代理机构中，公司人员过百的仅五家，大多数公司仅两三人，有的有将无兵。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博士谈到，许多国外出版商迫切希望引进中国当代文学书籍，但中国缺乏图书推介意识及权威的版权代理机构，使一些高水平的文学图书无法走出国门。

在代理对象上，主要是为出版社代理，而对其他版权人如作者的代理业务开展较少。有些版权代理公司也已在努力拓展，涉足版权的综合代理，参与前期的图书策划和后期的营销发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出版，但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

我国版权代理规范化步伐滞后，仅在上世纪90年代由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了一部《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对象有限、权威不够，且对代理资质未做出详尽的规定。例如，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连环画《丁丁历险记》在国内十分畅销，作者是比利时著名作家、画家埃尔热。该社认为原著作者已于1943年去世，其作品已过50年的版权保护期，所以不用获得出版授权。其实，埃尔热生于1907年，卒于1983年。后来，《丁丁历险记》的版权所有者就侵权问题与青海人民出版社交涉并要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实际上，青海人民出版社被一家版权代理商欺骗。但该书以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切法律责任都应由该社承担。

第二，翻译人才缺乏影响版权输出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深编辑吴超莹告诉记者，以国内一些大出版社目前的渠道、财力，已经能为版权输出提供保证，但是往往因为翻译人才缺乏，导致我们的好东西不能走出去。企鹅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王珍女士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如果不是翻译方面的问题，《狼图腾》英文版提前半年就能问世，该书最后由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葛汉文操刀翻译。在本次北京图书博览会上，记者在与DIONYSIA出版社的出版人ThomNairn先生交谈时了解到，他们是第一次来参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几天和国内的一些人士进行了版权的洽谈，但双方觉得期间很大的障碍就是翻译问题，因为该社主要以出版诗歌、散文为主，翻译上的要求就更为严格。他甚至问记者能否为其推荐好的译者！

第三，法律以及人文因素制约版权贸易发展

一些外国出版社在与我国进行版权贸易时，普遍担心的主要问题是盗版问题。培生教育集团的版权经理莱内特·欧文女士早在80年代初就来中国进行版权和许可方面的讲学。采访她实属不易，她给记者看了从英国来之前就定好的在北京图书博览会期间的日程安排，每天都需会见好多人，中间连20分钟的空余都挤不出，记者总共去了三次她才接受采访。她告诉记者，当前制约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履行版权许可合同问题。与中国出版社签署的版权合同往往会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搁置甚至不予履行，这种情况在国外是不可接受的。大多数西方出版商可能不愿意仓促卷入中国这个他们不熟悉的法律体制进行法律诉讼。此外，她认为，由于文化、历史的差异，教材的输出市场相当窄，而且由于中国目前的科技水平的局限，这方面的版权输出也不被看好。当谈及她本人对中国哪些方面的书感兴趣，她告诉记者，目前最感兴趣的是关于2008奥运建筑的以及中国旅游的图书。她还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在国外已出版了不少，此类图书输出前景并不好。

第四，海外渠道不通畅

很多海外出版机构及版权代理机构面对中国每年20余万种的图书，往往很难从中挑出合适的选题，而且与国内出版社或作者联系取得样书和购买版权的效率不高。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处副处长鲁刚认为，国内有实力的出版社可以投资在国外建立专门从事版权输出及相关业务的公司，向国外出版机构及版权代理机构推荐国内图书，如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已在伦敦成立分社。在他看来，现在完全可以与国外出版社在前期一起策划，国内的出版社要多留意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点，为国外的市场量身定做图书。